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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子建:白雪中的火焰

隗延章  2018-06-26 16:30:09

迟子建至今不用微信, 手机只能接打电话,发送短信。

迟子建。图/受访者提供


“先看揭幕战,回头再聊。预言猫说沙特赢,看看俄罗斯果真会吃败仗吗?”6月14日,记者发去约访邮件以后,迟子建这样回复。她是一个球迷,世界杯期间,为了弥补熬夜的疲惫,她不外出,不写作,一心看球。


平日里,迟子建作息规律。早晨七八点钟起床,晚上11点前入睡。写作之外,她喜欢下厨,常去烟火气十足的街巷闲逛,尤其是夜市。睡前,迟子建主要思考两件事:明天做什么菜,以及手头的小说接下来的情节如何发展。


去年,哈尔滨能够看到夏候鸟的时节,每日睡前,迟子建开始在头脑中构思小说《候鸟的勇敢》。


候鸟的勇敢


那时,她住在位于哈尔滨群力新区新买的房子里。她喜欢亲近大自然的居住环境。这个住所,符合她的偏爱:窗外是江水和翠绿的外滩公园。白天,她习惯在客厅的餐台上,用笔记本电脑写作。有时,她抬起头,会见到窗外有鸟飞过。


窗内,迟子建笔下的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,鸟也在飞翔。其中最特别的是一对东方白鹳。迟子建丈夫去世前一年的夏天,有一次,他们在河边散步,见到草丛中出现一只从未见过的大鸟,“白身黑翅,细腿伶仃,脚掌鲜艳,像一团流浪的云,也像一个幽灵”。


丈夫去世后,迟子建对母亲提起这只鸟。母亲说,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,从未见过这种鸟,那鸟出现后,你成了一个人,可见不是吉祥鸟。可在迟子建眼里,“它的去向如此灿烂,并非不吉”。她忘不了这只鸟,查阅资料得知是东方白鹳,数年以后,这只鸟飞入了她的小说。


迟子建最初的设计中,这对东方白鹳是失败的命运。但在收尾时,她给其中的一只白鹳,安排了一次“折返”,也就是搭救它的爱人,虽然最终它们还是殒命于暴风雪,“却因为有了那一次的‘折返’,自然鸟类的柔情和悲情,更为打动人”。


作家阿来说,“我喜欢迟子建的小说,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小说里面有自然,中国不少小说里只有人跟人的关系,看不到自然界”。他评价,《候鸟的勇敢》这本小说的结构就像一首交响曲,拥有人和自然的关系、人和人的关系等多层结构。


在《候鸟的勇敢》中,除了代表自然界的金瓮河自然保护区,更大的背景是瓦城。无论是远离城市的金瓮河自然保护站,还是附近的尼姑庵“娘娘庙”,都非远离俗世的净土,它们受到瓦城的权力的支配:保护站的管理方是瓦城营林局,站长周铁牙为了经费,盗猎野鸭送给领导;即将退休的营林局局长,将保护站当成他的度假村;尼姑庵修建的原因是瓦城的政府部门为了带动旅游。


一些细节有鲜明的时代印记:周铁牙的外甥女在瓦城林业局任副局长,每年周铁牙都给她送野鸭。小说中的这一年,他去送野鸭时,罗玫的母亲对他说,“现在不比从前,做官要处处谨慎了。”这让人想起,近年席卷中国的反腐风暴。


迟子建眼里,瓦城权力对人的异化,是整个中国现实的缩影,东北则更为严重,“改革开放后,它的经济明显落后于南方发达省份,人们还没有自觉把自己推上市场和潮流的强烈意识,在旋涡中打转,权力似乎就成了一些人的救命稻草。”她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
在这座被权力异化的虚构之城,智力有问题的张黑脸和德秀师父的爱情,成为了超越世俗的存在,但宗教又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无形枷锁。两人交欢以后,觉得自己犯下了罪孽,承受长久的心灵煎熬:张黑脸一到雷雨天,便穿戴整齐,坐在院子里,等待雷劈。德秀师父每日醒来,都会将被子在阳光下抖动,她觉得不洁的自己,让它们沾染了灰尘。


在写作爱情中的德秀师父时,迟子建对“禅杖”的处理很花心思。最初,德秀师父下山时,手中会拿着一根禅杖。而在她与张黑脸相恋以后,迟子建揣测德秀师父最终还俗的可能性更大,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:下雪模糊了视线,德秀师父没有望见管护站的炊烟,以为张黑脸受到惩罚,已经下世,所以想排开一切险阻,过来最后看一眼张黑脸。因为心急,路上摔了一跤,她把禅杖跌到山下去了,也没顾上捡回。


故事的结尾,两人山里拾柴,看见殒命于暴风雪中的东方白鹳,他们埋葬了东方白鹳,却迷失于风雪,找不到归途。迟子建说,如果在30年前,她可能会让张黑脸和德秀师父拥有一场世俗的婚礼。如今,生活经验告诉她:命运无常。最终,她为两人的未来,设计了一个没有指向的开放式结局。


北极村女孩


现在,迟子建依然不用微信,她使用的老式翻盖手机,只能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。她并不担心这会影响一位作家对时代的把握,“作家了解时代,更多地应该用自己的脚去丈量,而不是资讯。”迟子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
她偶尔会看“迟子建”百度贴吧,一些粉丝的行为让她感动:2015年,60位粉丝接力,手抄了一本20万字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,装订成书送给她。另一年,她过生日时,全国各地的粉丝们,手持《群山之巅》,为她拍摄祝福视频。


迟子建的粉丝们自称“灯迷”,这源于迟子建的乳名。1964年的元宵黄昏,迟子建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出生。那是漠河乡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村庄。因为正是元宵节要挂灯的时刻,于是父亲为她起了乳名“迎灯”。


迟子建的父亲迟泽风是县上永安小学的校长,会拉手风琴、小提琴、写毛笔字,爱古典文学,喜欢曹植的《洛神赋》,曹植又名曹子建,父亲为她起名“子建”。但热爱文学的父亲,没能让她的童年有很多书读。她听母亲说,“文革”时很多书被禁,父亲怕书籍惹麻烦,把从哈尔滨千里迢迢带到大兴安岭的小说,用麻袋装上,背到松林,一把火烧了。


北极村大半年都在飘雪。迟子建最初的文学启蒙,来自于烤火时村中老人们讲述的神话故事:年画中的姑娘,从画中走下来,为贫穷的小伙子做饭。无儿无女的老人在种菜时,从倭瓜里蹦出来一个男娃娃……


她第一次自己虚构故事,是在高考前夕。此前,学校里的一位上海女知青教师,在《青春》杂志发表了一篇小说,令身边人艳羡不已,促使了迟子建开始创作。她的这篇小说,是关于一个女孩不堪高考压力自杀的故事,虽然情节幼稚,却让她第一次体验到创作的快乐。


迟子建的高考成绩并不如意,擅长写作的她,却将作文写跑题了,作文只得了5分。最终,她去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的中文系。在这里,业余时间,她都用来系统阅读中外名著,以及写作和投稿。


大学毕业两年以后,她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早年代表作《北极村童话》。这篇小说,她用一个女童的视角,讲述了一个叫做灯子的小女孩,被寄养在姥姥家的故事。


多年以后,已成为知名作家的迟子建形容她的家庭是“清贫,但是充满温情”。唯一让她的童年委屈的记忆,便是《北极村童话》中故事的原型:六岁那年,母亲带着她们姐弟看望姥姥。在姥姥家,母亲说,要把她留在姥姥身边。她愤怒、委屈,将筷子摔在饭桌上抗议。但母亲依然将她留在了那里。


一些此后迟子建作品的风格,在这篇小说中有了雏形,比如细致如油画的景物描写,以及文字间恬淡、忧伤的气息。


对于迟子建来说,写作之初来自家人的鼓励,要比评论家的观点重要。那时,她每次发表小说,都会在家中传阅。《北极村童话》发表以后,迟子建的表妹将小说读给姥姥听。在读的过程中,姥姥间或评论,有时说“这是真的”,有时一撇嘴,“这是编的”。


写作《北极村童话》前后几年,迟子建在做教师,其中一所任教的学校是她读书的大学。那时,郁达夫在教材中所占席位不重要。但她很喜欢郁达夫的文章,在教学时,特意为学生开设了郁达夫专题,“作为教师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,最大的一致性是不喜欢照本宣科。”迟子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
这期间,一件事情对她的人生至关重要:她的父亲在50岁时去世了。那时,她常梦见父亲,在短篇小说《重温草莓》中,写了她梦见父亲的情景。也是从父亲去世以后,她的作品中多次出现怀念父亲的主题。


书写东北


最近几天,正在熬夜观看世界杯的迟子建,在冰箱中塞满食品。她说,她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,都不会亏待自己肚子的人。30年前,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,为了改善伙食,会去买新鲜鲢鱼,用电热杯煮着吃。


那时,她的同学莫言、刘震云、洪峰等人已是著名作家,而她尚未有足够分量的代表作,“我的重要作品,都是90年代以后写就的。我取了80年代的文学火种,珍藏在我的文学劈柴中,使它一直燃烧至今。”迟子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
1991年底,迟子建去日本文化交流,一位白发老人问她,“你是从满洲国回来的吗?”她觉得刺耳,又觉得受到了侮辱。“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,为什么在中国、日本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?”


回到哈尔滨,她准备《伪满洲国》的写作。这次写作,与她创作《北极村童话》时凭借经验的方式不同,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有关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,整理关于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,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。


但她筹备了7年,一直没有开始写作,“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,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。”


直到1998年,34岁的迟子建与黄世君结婚,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,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《伪满洲国》。两年以后,当迟子建创作完毕拿到样书时,送给了丈夫,她在扉页对丈夫写下: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,它是我的,更是你的!


2002年,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意外去世。如今,迟子建送给丈夫的《伪满洲国》依然摆在两人故乡的书架上。她每次回乡见到,都会触景生情,有时会想,“我们四年的婚姻,我有两年把时光花在这部书上,现在想来很痛,如果我知道我们的幸福只有四年,我会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。”迟子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
丈夫的去世,让她的生活跌入低谷,也成为了她创作的一道分水岭。如果说迟子建此前的作品是恬淡、忧伤,之后,她的作品中多了苍凉之气。


2005年出版的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,是迟子建最接近个人伤痛的小说。小说中,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主人公,在乌塘目睹了种种不幸之后,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变故是那样微不足道,于是她终于走出了哀伤的牢笼。


也是在这一年,迟子建出版了日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。就像迟子建新作中的“张黑脸”一样,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的“安草儿”,也是一个“愚痴”的人。迟子建称,喜欢书写这些人,可能与她的童年有关。她童年生活的不足100户的村庄中,有四五个傻子,儿时迟子建会和他们玩耍,觉得他们充满光彩。


作家苏童说,“大多数中国文学的作品在看待现实时采取批判、尖锐、狠毒的方式,我们都知道这种作品容易引起注意和阐述。迟子建最不容易的是一直用美好的、温情的眼光看待人、事、物、世界。”

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鄂温克人信仰萨满教。迟子建前期采访中了解到,过去有的萨满在跳大神的时候能把地上踩出一个大坑。


一次,迟子建在香港浸会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谈到这个细节,一位女生质疑她说,“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,这些神话都是糊弄人的。”后来,迟子建在文章中回应说,“所有的神话,在‘科学’的手术刀下,都经不起解剖。可是,仅仅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,人难道不就成了一块蛋白了吗?”


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,迟子建在鲁院作家班毕业,她便长居哈尔滨至今。头10年,迟子建不喜欢这个城市,觉得陌生。生活了10年以后,她开始书写这座城市的过去,陆续写作了《白雪乌鸦》《黄鸡白酒》和《晚安玫瑰》三部以哈尔滨的历史为题材的作品。


现在,距离迟子建写作她的第一篇代表作《北极村童话》已经过去32年了。这32年是东北急剧变化的32年。迟子建说,她并非历史学家,不愿为这种变化寻找突变节点,作为一个小说家,她更看重渐变的部分:那时她在故乡走出家门,就能看见遮天的原始森林,现在只有在深山,才能找到年轮多的大树;那时她依偎在火炉旁听老人们讲鬼神,现在讲鬼神故事的老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,霸占电视的是另外版本的神话剧。

(实习生古欣对本文亦有贡献)